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的婚姻并非一帆风顺，但最后却终成眷属。原来是邓小平同志帮了他们一把。本文摘自《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》，红旗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，庄则栋、佐佐木敦子著。
一早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赶到东四西大街的北京市民政局涉外婚姻咨询处。接待我的是两位女士，一位是赵淑静，比她年轻一点儿的是殷寒雪。我向她们做了自我介绍和来这里的目的，她们很惊讶，然后热情地招呼我坐下。
我说：“今天，我来这里，主要是想问一问，根据我的条件能否和外国人结婚。”
赵蔼然可亲带着同情和新奇的语调问：“你的朋友是哪国人？”
我为了让她们了解情况，简明扼要地说：“我的朋友叫佐佐木敦子，是日本人，比我小四岁。她生在中国，长在中国，她父亲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，1962年在中国兰州逝世。1967年，她母亲领着她们兄妹六人回到了陌生的祖国——日本，1971年，我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，她来看过我，我们认识了，1972年，我带领中国青年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时，她又来看过我，后来就十三年没见了。她现在任日本伊藤万公司常驻北京代表。今年夏天，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，我们在北京重逢了，她还没有结婚，通过交往、了解、理解，我们产生了爱情。”
赵小姐微笑着说：“你把表填了！”
我想填就填吧，她俩看了我填的表后说：“我们都很关心你，同情你。根据中国涉外婚姻法，你不属于判刑的、劳改的、外交人员、军事人员、机要人员以及其他掌握国家重大机密的人。你完全享受涉外婚姻的自由。”
听了这几句话，我是喜出望外，心想，改革开放后，国家的政策真是比过去好得多，我也能感受到国家政策的温暖。交过手续费后赵淑静说：“你记一下条件和程序，先说女方：第一，由日本司法公证机关出具未婚证明，然后经过日本外务省认证，拿这个证件到日本驻华使馆换未婚证明。第二，直接由日本驻华使馆出具未婚证明，要翻译成中文的，可以到西四白塔寺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办理。第三，要体检证明，可以到首都医院去检查，但要求有‘康瓦式反应’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笑笑又接着说：“你的手续这样：第一，先由你们单位出具证明，写清楚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年、月、日，注明已离婚，与女方有无血缘关系，工作不属于保密性质，与日本的谁结婚，然后加盖你们单位的行政公章，第二，到合同医院进行体检，拿回证明。第三，要你母亲、父亲的书面意见，按上手印或盖章。最后，带着你们的护照、户口本、合影照片三张，要三寸半身免冠的，平光纸的，再加三十元的手续费。然后，你们拿到我们这里来给你们办理结婚登记的手续。”
过了数日，少年宫的领导找我谈话，告知我，少年宫的领导也派人去了涉外婚姻咨询处，了解到的情况与我所述完全一致。少年宫的领导对我诚挚地说：“庄教练，我们少年宫领导都支持你们的婚事，都很同情你们，但此事我们必须向上级写报告，上级批准了，你们就办！”然而，最终没有批下来。同时，敦子驻京的延长签证手续也没有批下来，她不得不回到日本。
我在海关工作的好友李士杰，非常同情我们的境遇，在交谈中他提醒我说：“有些事情北京市不大好办的不妨到外地试一试！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同志你和他熟吗？”
“不大熟，彼此都知道。”
“李市长平易近人，专为老百姓办实事，深得天津市人民的尊敬和爱戴，你可以找找他，如果你愿意去，明天一早我要送一些省市的海关领导去天津开会，你顺便搭车前往。我陪你一起去找李市长。”
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建国门外“北京海关”，与他们一起乘车赴津。
我和李士杰驱车来到天津市政府，走进接待室，我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，工作人员对我客气地说：“庄教练，您这次来得不凑巧，正赶上今天李市长陪同黄华同志和北京来的几位部长。您明天来可以吗？”
“今天我还必须赶回北京去，我给李市长留封短信，您帮助我转交行吗？”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
我在接待室给李市长写了一个来拜见而未遇的短条，并把过去给邓小平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短信抄了一遍，交给了工作人员。
信的内容如下：
尊敬的李瑞环市长：
您好，我本不愿意打扰您，但实在无法，请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的个人问题，我将感激不尽。
我叫庄则栋，在“文革”后期犯了严重政治错误。76—80年被隔离审查4年。在中央的关怀下，1980年9月解除监护，同年10月去山西，在山西工作近三年，1984年8月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任乒乓球教练工作。1985年2月和鲍蕙荞离婚。
1985年夏季，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相遇。她是我16年前在日本结识的友人。她生在中国，长在中国，父亲为了中国的建设1962年病逝在中国，1967年，母亲领着她们兄妹6人回到了陌生的祖国——日本。从1978年起她常驻中国，在伊藤万公司任职。她热爱中国，她同情我、鼓励我，后来我们相爱了，到目前我们相爱一年半了。我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，回答是：“你掌握国家机密，不同意结婚。”但，我们真挚地相爱着，感情非常深，我已十几年不参政，是个时过境迁之人。今年，我已47岁，佐佐木敦子43岁（未婚），时间催人老，佐佐木敦子已征求家里人的同意，愿意加入中国国籍，放弃日本国籍，来华定居和我完婚。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，她完全符合条件。请领导上批准，允许我们组织个家庭。
顺致
敬意！
庄则栋拜呈
1987年2月27日于天津
回京后的第三天，我的师弟吴宏从天津来家看我，寒暄后他说：“李市长昨天见了我，并要我给你捎话，你给李市长的信他看了。他说你的要求是合理的，一定尽力帮忙！”我一听激动得几乎要流下眼泪。
敦子回到日本后，为了跟我在北京团聚，为了我们后半生的幸福，她尽最大的力量，开始寻找“上帝”，要用她的真挚的爱情来感动“上帝”，让她加入中国国籍，让她跟我结婚。
她给大使馆和邓小平同志都去了信。
8月底，敦子在焦急的等待中，接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第一次通知，要她第二天去使馆面谈。
第二天，她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，来到了中国大使馆。大使馆领事部的张大林先生说：
“有关你和庄先生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，经中国政府研究，准许你们结婚，但是有两个条件：（1）庄先生今后不能出国；（2）你必须加入中国国籍。中国法律规定：公民不能有双重国籍，你要加入中国国籍就必须放弃日本国籍。有关国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希望你回去后好好慎重考虑！”
“这问题没有必要再考虑！一年前我就做好了思想准备。”敦子立刻答道。
“既然这样，我们就给你发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表格，你回去后另外写一份个人简历，准备好二寸的照片，填写后交回使馆。这材料由我们的信使转给国内，国内审查、批准后，再由信使转到使馆，再通知你，这样往返需要两个月，请你不要着急。”
二个月后，一切手续办齐，我们终于如愿以偿结了婚。
婚后不久，天津市长李瑞环同志在家中热情地接见了我和敦子。李市长亲切地对敦子说：“你加入中国国籍来北京定居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！对你们的婚姻也表示热烈祝贺！”
我和敦子受到李市长的亲切接见感到非常光荣，对李市长给过我们的支持帮助，并最后经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我们的婚姻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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